最近10余年，中国特色的发展被贴上了“中国模式”的标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与评论。
我们的关注更为具体，即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是“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中国模式”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在内的综合发展模式。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应该是“中国式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也无疑是“中国模式”的重要部分。中国从高等教育弱国成长为高等教育规模第一大国，一如从经济弱国跃居世界经济大国，其选择的发展路径，累积的独特经验，堪称“前无古人”。“中国模式”的内涵与外延、问题与前景值得深究。露丝·海霍（许美德）在长期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大学模式”的命题，她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建设过程不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而是一个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国大学模式指的是“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它是在继承以往大学模式的前提下实现的超越。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她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本身具有的探讨价值和理论深意确是不争的事实。
毫无疑问，探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可以捕捉许多颇具本土色彩的词汇，例如“教育体制改革”、“三级办学两级管理”、“211工程”、“985工程”、“地方大学”、“高职高专”、“民办高校”、“高校合并”、“高校扩招”、“独立学院”、“教学评估”、“质量工程”等等。其中，由于中央政府分权和区域竞争需求而兴起的、号称“新大学运动”的地方大学蓬勃发展，以其鲜明个性和独特模式令世人侧目，富有中国特色，值得认真总结。
本文基本立论和相关问题是，地方大学在最近30年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地方化、大众化、多元化的进程，探索出一个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有别于19世纪英国“新大学运动”和美国赠地大学、社区大学风潮的，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中国模式”。对于这个模式来龙去脉的梳理、内涵的总结和问题的反思，以及适度阐释因此累积的“地方性知识”，无疑有助于深刻认知“中国模式”并有助于预见中国高等教育未来30年的发展路向。
一、我国地方大学的发展历程
1980年教育部批复同意成立汕头大学，由此拉开了构建以第三级政府（地市级政府）举办地方大学为扩张路径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序幕。此后，地方大学蓬勃发展，意味深长。实践层面，它取得三分天下，成为了托起高等教育大国的基石；理论层面，它不断创新，奠定了“中国模式”的基调；政策层面，它推动了“三级办学二级管理”体制的“合法化”。
赋予地方政府举办大学的政策源头要追溯至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式的社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将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举措合法化并向制度层面推进的标志，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的颁布，社会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开始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调整和转型。后者明确提出，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中央部门和地方办的高等学校，要优先满足主办部门和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同时赋予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是对处于探索中的地方大学“合法性”的肯定，或者说，地方大学以其旺盛之生命力为自己赢得了合法地位。
此后，以“放权”为核心的改革逐步推开，其主要内容是调整两对权力关系：一是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权力结构；二是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前者涉及举办权和管理权的配置，后者关系管理权和办学权（自主权）的调整。今天看来，这种权力重构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中央对教育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的直接推动，使地方大学合理又合法，理直且气壮。于是，地级市地方政府从尝试举办自己的大学，逐步演变为大张旗鼓地兴办。地方大学30年改革与发展正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举措不断合法化的过程，也是形塑“中国模式”的过程。
从1980年开始，地方政府主导的“新大学运动”从沿海地区如火如荼地向全国拓展。广东、辽宁、江苏等省市率先兴办地方大学，这些大学大多以所在城市命名。至1990年代中期，广东建立（包括改制、合并）了11所地级城市举办的地方大学，辽宁举办的地方大学达到23所，江苏为14所，类似的地方大学一时间如雨后春笋，由沿海向内地拓展。新兴地方大学如初生牛犊，以巨大的勇气在办学理念、发展模式、人才规格、科研方式以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大胆探索。不管今天如何评价这些探索，如何臧否这些经验，它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刻影响是无法否认之事实。
地方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最近30年中国社会转型、政府权力下放的逻辑结果。正如毛寿龙先生分析的那样：“1978年之后，当人们对这一切还并不完全理解的时候，具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大国就开始了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市场化、法治化、地方自治化乃至民主化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然有一些阻力，但从总体上来看阻力并未达到不可克服的地步，各个方面先是有些迷茫，继而是趋之若骛，最后是义无反顾。”从地方大学的横空出世，到声势浩大的“新大学运动”，以“三级办学二级管理”体制为依据、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提升区域竞争力为依归的高等教育地方化之“中国模式”逐渐成熟并被世人所认同。
二、地方大学何以丰富了“中国模式”
英国学者阿什比曾提出一个影响颇广的观点：“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由此推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特征与发展形态是该国文化教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国际交流历史、改革发展路径等综合影响和选择的结果。地方大学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一种有效选择，构成“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
1．地方大学推进了“中国式”高等教育大众化
1978年我国有普通高校598所，在校学生131.1万（其中普通高校在校生85.63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45.47万人），毛入学率为1.56%；至200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663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263所，成人高等学校400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079所，高职（专科）院校1184所，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由高等教育“小国”一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方式和特征有所不同，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渠道来看，英国主要依靠多科技术学院和开放大学，美国依靠赠地学院和社区学院，日本依靠发展短期大学，韩国通过发展私立大学，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6%增至23.3%，完成了从精英阶段到大众阶段的转变，地方大学是其中的强力“推手”。我们以2002年为时间节点，这一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3%，迈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2002年，分布在全国312个地市的各类地方高校（主体是由地市政府举办的地方大学）从1990年的300多所发展到2002年的552所，占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总数（1348所）的40.95%，这些地方高校的全日制在校生达300多万，已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719.1万人)的40%以上，本科层次的地方高校达到212所，从数量到层次都有很大的发展。可见由地级市举办的高等学校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生力军，其功绩当载入史册。耐人寻味的是，地方大学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成就了“中国式”高等教育地方化与大众化的发展模式。
2．地方大学为“中国模式”奠定了基调和底色
从中央政府集权到向地方政府分权、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发展是“中国式”制度变迁的核心特征。从社会现代化进程观察，与早发内生型西方发达国家的“率先垂范”和多数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的“邯郸学步”比较，如果说“中国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社会体制转型与地方、民间自发推进的社会变迁，高效率地在平稳、有机、渐进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表现在高等教育体制上，即是源自中央政府的强力制度转型和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由改革开放前的中央和省级政府举办的单一高等学校系统，演变为三级政府相辅相成、公立与私立（民办）相得益彰、计划与市场各司其职的高等教育办学与管理体制。体制变革最显著的特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元化，包括办学主体多元、教育投入多元、教育产权多元、发展模式多元等。具体表现为管理方式由中央统筹的一极走向二级管理、社会广泛参与的多极；办学主体由单一的公办转变为公办、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多元格局；招生就业体制由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计划方式转向分层招生、自主招生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地方大学既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多元化格局发展的力量。可以说，地方大学惟其敢为人先而具有体制改革的“破冰”意义，它刺激了相关政策的出台，影响了之后的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等发展，确定了我国走向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基调。
3．地方大学优化了“中国式”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教育资源匮乏是长期以来人口大国办教育的困扰。于是，优化资源配置，发挥既有资源的效益，事关宏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与创新之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如同联产承包制之于农业、按劳分配制度之于企业，具有激活潜在资源的实质性意义。过去30年高等教育资源的增长不外乎三途：一是原有公办高等教育的扩张；二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现；三是公办新体制的增量，即地方大学的发生与发展。第三级地方政府举办地方大学，打破了以往主要由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省级政府辅助的高等教育举办体制，此计划体制显然已经不堪“穷国办大教育”的重负。“三级办学”体制激发了地方办学积极性，调动了地方的潜在资源，更大程度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需求。新体制提升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增量（占总量的三到四成），优化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形成了多主体办学、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资源配置格局。相对单一的中央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三级政府共同参与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配置，资源增量显著的同时，经费负担和管理成本亦相应分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优化资源配置之路。
4．地方大学创新了“中国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传统（研究型）大学与地方（应用型）大学二者的使命和定位是不一样的，前者以满足国家高精尖人才需要为使命，后者直接面对地方经济社会需求，人才特征和培养模式是适应地方（区域）经济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地方大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基层，规格是宽口径、应用型。在专业设置上，强调拓宽口径以增强适应性；在培养模式上，突显灵活性，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等。以广东的地方大学为例：广州大学致力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增强人才培养的开放性、适应性和灵活性，探索出切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五邑大学形成利用侨乡优秀文化培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特色；东莞理工学院提出培养目标的“东莞”特色、教育质量的“东莞”标准、教育过程的“东莞”要素三个特色发展目标；深圳大学形成了“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专业教育为主干，培养社会需要的素质好、基础好、上手快、转型快的骨干人才”；佛山大学致力于“注重实践，强化能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系统改革，等等。30年的探索，基本形成了有别于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5．地方大学丰富了城市现代化的“中国模式”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3.7%。城市化显然不仅仅是“农转非”和“工厂化”，其深层是城市文明的拓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地方大学恰恰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首先，地方大学培养了大批城市现代化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有效缓解了人才短缺；其次，地方大学促进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和互补，提升了城市文明程度。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曾经形象地评价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戴眼镜的、讲普通话的、说外语的（人）多不多。在1980年代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新办的地方大学，之于政府和市民、企业和学校、学生和家长都是一件让他们新鲜和兴奋的文化事件，是城市文化层次和品位的标识，是一件让他们感到自豪、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事业。拥有自己城市命名的大学在他们曾经是遥远的梦想，而30年后的今天他们为自己的城市大学倍感骄傲。大学甚至成为一个现代城市的文化中心和城市名片，如大连大学、宁波大学、广州大学、深圳大学等。第三，地方大学成为形塑现代城市（社区）的文化力量，他们对丰富城市文化生态，增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培育新型城市文化功不可没。诸如，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学术论坛、科普讲座等成为市民共享的文化资源；越来越多的学者或大学生成为媒体的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宣传各种新观念新思潮，引领城市的文化走向；大学借助夜大、函大、网大以及林林总总的方式，成为市民“终身学习”的中心；大学成为城市对外交往和国际化的窗口；大学还在城市政策咨询、城市形象设计、城市竞争力提升等方面释放着自己的文化力量。事实上，地方大学业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现代化的催生力量。
6．地方大学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呼之欲出
地方大学通常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这使得地方大学受制于比传统大学更加复杂多元的影响因素，其治理模式是多方博弈的结果。首先，与传统大学相比，地方大学受“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更大，地方政府、地方企业界、公共团体、社区、家长以及学生等，均以不同方式影响地方大学发展。其次，地方大学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同时兼顾甚至满足三方面的需求：在学校定位、机构设置、招生范围、经费预算、科研方向等方面让地方政府满意；在专业设置、培养方式、人才规格、社会服务等方面要“迎合”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在教育思想、办学规范、教学管理、学籍制度等方面要接受教育厅乃至教育部的指导。第三，地方大学在坚守大学理想的同时，主动走出“象牙塔”，向“社会中心”靠拢。像布鲁贝克形容的：“当代的学院和大学同整个社区的关系比同修道院的关系更密切。尽管像修道院一样，安宁的理想并没有被完全放弃，然而已经不那么强烈了。社区的需要是决定课程和学位这类学术要求的最后标准，对这一点再也不存在什么疑问了。”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也不仅仅是被服务者，而是大学治理的参与者和合作者。由此看来，地方大学外部治理的多维度，更加接近“多中心治理”的现代理念。
三、几点反思
1．地方大学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大学的新型大学
地方大学丰富了中国高等院校的内涵，既凸显了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亦为高等教育地方化、大众化的经验累积了新的资源（地方性知识），成为“中国大学模式”的有机部分。过去30年间，地方大学深切感受着行走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尴尬，诸如国家办学标准、行政部门管理规制、大学自身的规律、地方政府的预期、人才市场的需求、市民社会的参与等要求存在的客观冲突；中国特色的大学层次结构呈现金字塔状，即大学体制与政治体制具有对应性抑或同质性，地方大学处于金字塔的底部，即行政性教育资源配置的下游；地方大学面临行政逻辑、市场逻辑与学术逻辑的非制度化矛盾；地方政府对地方大学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地方大学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地方大学受制于地域文化的特殊要求和独特影响等。所有这些因为遗传和环境不同而生发的尴尬甚至冲突，使得地方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和学术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和呈现方式具有某种特殊性，在此意义上它是新型大学。于是，地方大学天然地、不容回避地为探索独特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2．地方大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结果
地方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重构、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高等教育机会增加、高等学校治理结构调整以及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元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构成“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要件。地方大学是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结果，即“三级办学二级管理”体制确立了地方大学的合法性，为地方大学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它是中央政府推进制度创新，试图重构行政权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大学举办权和管理权下放的努力在过去30年间的成效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地方大学对于高等教育的地方化、大众化和多样化作出的理论、经验和事实的贡献，显示出社会制度转型在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上选择的“中国式”独特路径，是决策者政策反思、历史经验总结、权力下移的诉求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等合力作用使然。
3．地方大学发展是利益相关各方博弈和相互学习的结果
地方大学是横空出世的文化“事件”，其存在与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举办者和管理者都在积极探索和学习如何办大学和管大学，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有大学以来一直面对、并仍将继续面对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大学是一种西方式的机构，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而被引向了地球上的绝大部分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大学是由殖民统治者或传教士创办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由从未被殖民化的现代化社会——诸如日本、中国及其台湾——所自行采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取代了传统的高深学术机构，这些机构被看成是不能服务于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地方大学至今面临的困惑有二：其一，地方大学是外来的“他者”，“地方大学与地方政府都面对学习如何办大学、管大学的问题”，这也是中国近代有大学以来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其二，地方大学面临着比传统大学更加复杂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它们诞生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地方大学是转型时期矛盾与冲突的直接感受者，它们既要面对比传统大学更为复杂的“科层制度”，又要应对比传统大学更加直接的“市场制度”，还要适应“学术制度”，同时来自社会（社区）、家长、学生的影响日趋增强。故此，地方大学生成与发展，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如何适应独特国情办大学管大学之探索的历史延续。显然，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与照搬，而是植根本土文化的“再造”。
本文对地方大学发展历程、经验、矛盾与贡献的分析，显示地方大学已经并继续为“中国模式”的丰富和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贡献“地方性知识”。以此为镜鉴，我们依稀看见了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可选择的路径，并对发展前景抱有谨慎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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