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天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全国近1200所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中，至少有一半的高校将向应用技术类或职业教育类转型。此言一出，立刻引发高校和社会的强烈反响。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积极行动的，也有等候观望的。据介绍，教育部已经成立了地方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截至目前已有15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加入其中，主动转型改革。

      事实上，自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教育部就筹划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核心是改变以往单一的学术型或研究型办学模式，引导高校走多样化发展道路，尤其是走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和生产建设需要，培养应用技术型专门人才的道路，将高等职业学校、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破以往封闭式、终结性的职业教育结构，建立健全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于一身的开放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此，教育部还形成了《关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期通过招生、经费、专业设置、师资配备、企业参与、就业等政策优惠，引导地方本科高校从原来学术型办学定位转变为应用技术或职业教育类办学定位。

      笔者赞同这种改革和转型，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正如鲁昕指出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深入发展，建立高等教育与就业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尤为重要，通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利于促进就业、创造人才红利，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传统学术型教育必须改变

      经过近2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到后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30%，在读学生总数超过3100万人，真正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由于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和弊端。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低水平的大众化，是不均衡的大众化。结构、质量、公平等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教育结构不合理，培养过程及其效果质量不高。2010年以来，高等学校每年向社会输送近700万大学毕业生，约占全国总劳力就业人口的40%，规模非常可观。然而，每年还有20%以上的大专院校学生无法实现就业，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和经济损失，也给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多了，归根到底还是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属于结构性失业问题。就本科教育而言，基本上是单一的学术型、学科型和学者型的办学模式及教育类型，高等学校扎堆培养学术型学者型人才。然而，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现实还是未来，都不可能需要单一学术或者学科型人才，真正大量需要的，还是懂得实务、具有实干精神和能力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一线人才。因此，传统学术型教育必须改变，要调整学校办学目标、方向和定位，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党的十八大关于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题中应有之义。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不能一刀切      

在总数约1200所本科高校中，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110多所，这部分高校学术地位优势明显，某些地方重点建设的高校，历史较长，基础较好，若干学科专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如果粗略计算，上述高校总计300所左右。其他地方院校，无论办学基础还是学术地位，都较薄弱，显然，地方高校是向应用技术类或职业类转型发展的重点。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乃大势所趋，这一点恐怕无人否定。问题不在于转不转型，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实现转型。是政策或市场引导，还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让50%以上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成为应用技术或职业类院校，单从这个比例和做法看，就陷入了一刀切式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老套路当中，说明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行政化管理，习惯于运动式推进。笔者还听说，某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下达命令和指标，要求本地所属本科高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转向应用技术型或职业型，否则完不成任务就如何如何云云。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政府一方面表明要转变职能，尊重、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却同时提出这样那样的强制性要求，显然与改革的大方向相左。笔者认为，高校办学定位，是办成学术型、学科型还是应用型或者职业型，应该属于高校自主权范围，要实现管、办、评分离，政府就不能管得过多过死过细，应该让高校、至少引导高校主动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所以，简单的行政命令，一刀切地要求地方高校转向应用技术型和职业型，方式和手段值得存疑。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强调“用正确的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即用正确的方式做好正确的事情。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命令式管理强迫症和多动症，该是改一改的时候了！

地方院校转型要克服恐惧心理      

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问题上，靠强迫、命令和运动式管理固然不可取，但地方本科高校也不必担心以至于拒绝转型。据笔者观察和接触，面对国家提出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要求，一些高校已经积极参与并展开了行动，他们把转型看作学校发展难得的时机和动力。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食吃，这些学校或多或少发现了大众化条件下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苗头，有的还从转型中尝到了甜头。当然，多数地方高校在怀疑、在迟疑、在观望、在徘徊，不愿转向、不敢调头。这种担心甚至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转型肯定存在着风险、困难或代价。我国是一个教育理念和评价标准较为单一的国家，长期以来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实用的传统根深蒂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高职高专院校总是争上本科，上了本科还想取得研究生授予权直到开展博士教育，成为学术型大学或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原因。高校都愿意往学术、理论、研究方向靠拢，离实际、实践、实务越来越远，办学中都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注重基本素质，教学过程中侧重知识完整性、系统性和学术性。我们的高校，其专业、课程、师资、资源、评价等，都是按照学术型要求配置的，甚至学校的教学空间（如教室桌椅摆放）也是按照学术形态布局的。这种模式已经固化，形成了学术生活的常态、习惯和定势。

      地方院校转型发展，意味着传统的打破。从心理学角度看，打破一种习惯不仅困难，还会带来不适应，由不适应而导致痛苦，这是转型恐惧的原因之一。何况转型发展更可能造成利益格局的调整，导致部分高校和部分个人由此失去原有的地位或权力。在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地位不高、社会认知度低下，就读高职高专的学生往往是那些高考分数低的孩子，不得已才上高职高专。从这一意义上看，现有社会认知条件下的地方本科高校转向应用型或职业型，难免会造成无形资产流失，降低其地位和影响。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地方高校基本上都是按照老本科学术型、学科型和研究型模式配置教育资源和开展相应活动的，其转型必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和阻力。

      不过，也大可不必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视作洪水猛兽，地方院校转型发展并不可怕，远非人们想像得那么复杂。首先，历史地看，高等教育思想、目标、职能、结构以及培养模式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越是到现代，这种变化发展的速度越快、形态越显著。当代世界各国，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学术型大学几乎很少了，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应用科技型或者技术职业型。正如美国教育学家P·阿特巴赫所言：“即便如威斯康星大学这样有名的研究型高校，其内部也开设了诸如会计、市场营销、酒店服务等与业界紧密相关的应用类课程领域”，高校切不可死抱传统学术精英教育理念不放。其次，要树立有为才能有位的观念。国家需要科学家、政治家和各行各业领军人才，需要培养这类人才的研究型大学，但社会更多需要的则是那些务实高效，掌握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本领的实用型人才，需要大批培养这类人才的应用类高等学校。只要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使学生学有所教和学有所用，高校就能体现和实现自身价值，也就因此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无视社会和市场要求，闭门办学，唯学术和学科教育是从，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见2014年4月8日《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