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
摘要：在我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的改革探索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尤其是对于一般的普通高校。本文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科的具体改革为依据，从“差异化”“国际化”“前瞻性”三个方面加以探索，努力为我国非重点高校的外语学科建设，提供值得借鉴的发展路径。
根据2014 年度《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外语学科的发展“面临着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队伍建设及教学管理模式等多重挑战”（王文斌、徐浩，2015）。从表面上看，大学英语的教材发行量大，涉及面广，教师队伍庞大，大学英语教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似乎掩盖了外语学科自身的危机。然而，随着中学生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外语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度的增大，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加大，有的高校对外语教师甚至采取了“末位淘汰制”等，这一切又清楚地表明外语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不只是发展的，而且是生存的。目前高校外语学科和外语教师的发展已经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安”了。
显然，在我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的改革探索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尤其是对于一般的普通高校。因为相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985工程”和“211 工程”高校来说，大量的非重点高校的外语学科，无论是在生源、教学资源还是在师资发展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不具备与重点高校竞争的条件。因此，探索我国一般普通高校外语学科建设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科的具体改革为依据，从“差异化”“国际化”“前瞻性”三个方面加以探索，努力为我国非重点高校的外语学科建设，提供值得借鉴的发展路径。
一、差异化：科研与教学的错位发展
在我国一般普通高校的外语学科建设中，也许可以说，“趋同化”是制约学科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尽管从学科经费和教学资源的获取、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源甚至各种评奖、各种人才培养计划，一般普通高校都不具备与重点高校公平竞争的平台，然而在各种评估中却又不得不享受同“一把尺子”评价的待遇，这就迫使普通高校的外语学科必须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出路。也许最为理想的学科发展“出路”就是“差异化”探索，即科研和教学的错位发展，避开重点大学已经形成的学科“制高点”，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当然, 这种“差异化”的发展途径必须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途径，可以登上一个具有“无限风光”的“险峰”。2014 年度的《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总报告的结束语就指出：“笔者建议进一步探索促进外语教育多样化及差异化发展的方法和路径”。
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探寻“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与重点大学已有的优势形成“错位发展”呢？或许探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怎样探索，学科发展的规划者和建设者心中必须有两张地图；一张外语学科发展的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例如，在中国地图上，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各名牌大学已经形成的学科优势，例如南京大学的美国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的欧洲文学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等，特别是与南京师范大学同处一个城市的南京大学，不仅是我国的一流大学，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我们的发展必须与他们形成“错位”，另辟蹊径，去攀登那可以领略“无限风光”的“险峰”在世界地图上，几乎大部分国际知名大学的科研前沿都是把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神经认知语言学已经成为当代语言科学研究的重点。不过，我们的科研设计又不能够仅仅模仿和照搬国外现存的东西，应该至少在长远目标上有所超越。
因此，从2003 年起，我们就开始设计自己学科发展的目标，即分“三步走”，也就是首先进行语言在大脑中的定位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动态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记忆遗忘过程，最终目标是探索通过语言模块克隆人的思维。就这样，我们开启了在我国外语界从事“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独特道路。虽然我们既没有“人”，也没有“钱”，但是只要我们想到了，就可以去努力实现。我们利用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学术会议的契机，引进了一位具有英语和医学本科学习背景的，从事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教授，开始组建团队。同时，我们与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影像科建立了合作关系，利用医院的设备进行实验，在总医院和江苏省中医院先后设立了两个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这样，我们就从无到有，逐渐实施“差异化”发展的学科建设规划，后来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国际标准化神经认知语言学实验室。
在探索“差异化”发展途径的同时，我们也对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科的传统特色，即文学研究特色，进行了自己的“差异化”改造。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引进了钱满素教授，对传统的文学学科进行了“文明”改造，也就是把文学研究拓展到“文明”研究。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明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共同创办了“世界文明国际论坛”，先后在南京、澳门、北京、德国埃森、英国伦敦、美国北卡等地，举办了论坛的学术研讨会。我们与哈佛大学美国文明系建立了“哈佛—随园论坛”，以此来推动美国文明的研究，出版了《20 世纪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研究丛书》和《美国文明研究丛书》。我们还积极为政府提供文明发展的设计方案，借鉴美国东西部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的经验和教训，为解决江苏省苏南与苏北文明发展不平衡，提供值得借鉴的参考。
可以说，科研是一个学科发展上台阶的关键，而人才培养又是高等学校学科生存的根本，或者说是生命线。“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方式更应该体现在我们外语学科的建设中。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科的生源肯定无法与南京大学等“985 工程”高校相比，但是我们的毕业生又必须与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去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这就使得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必须与重点大学的培养模式有所不同，与他们形成“错位”，探索出自己的“差异化”人才培养途径。我们从2001 年起就开始尝试本科生“五年制双外语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本科生入学时不分语种专业，只是按照分类型招进，外语大类培养。在第一学年，所有学生均必须学习通识课程，除了学校层面规定的政治等课程外，学院开设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导论课和专业学习导论课程，打通了各个语种之间的界限，同时只开设专业英语的课程。到了第二学年，学院根据学生的自愿和学院的规划，按照学生的高考成绩、第一学年的综合测评成绩和学生选专业的英语考试成绩，将学生分到不同专业语种，进行各自的专业语种学习。在五年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第一外语专业考试必须通过国家的专业八级测试，第二外语专业考试必须通过国家的专业四级测试，这样学生才能够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对于优秀的本科生，我们还设计了“五年制双外语双专业”和“五年制双外语双学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在通过双外语的国家考试后，能够再学满法学门类下的30 个学分，除了原有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外，还可以拿到法学的第二专业的辅修证书；如果能够学满法学门类下的50 个学分，就可以拿到法学的第二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
经过十多年“差异化”的人才培养途径的探索，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科教学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南京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被遴选入江苏省品牌专业一期工程的建设行列，也是江苏省“985 工程”和“211 工程”高校中唯一入选的一个外语类专业。第一批俄英双语专业的毕业生谢明琪，在参加2007 年全国南方高校俄语研究生大赛中就荣获第一名，该专业有多名毕业生被外交部等重要国家机关录用。俄语专业也改变了以往就业难得状况，成为南京师范大学就业最好的专业之一，因此被遴选为江苏省特色专业，并且在验收评估中获得了“优秀”的成绩。2015 年欧盟商会驻北京的中国总部，在中国招收一名实习生，就选中了南京师范大学五年制西英双语专业的学生，当时面试的要求就是要能够用两门外语演讲。西英双语专业的学生在全国专业等级考试中屡次名列前茅，德英双语专业在学士学位授予权的评估中，排名江苏省所有新增专业的第一名。法英双语、日英双语、韩英双语等专业的学生在国内国际各种大赛中频频获奖。整个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就业率、考研率和出国读研率大幅度提升，外国语学院多年一直成为学校就业的先进单位。
在激烈的竞争中，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寻求“错位发展”的路径，既体现在专业外语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开始尝试在公共外语教学，特别是大学英语教学领域的“差异化”发展，制订了一套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分层次、准专业化的”培养方案。也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水平差异，按照层次分类教学，对优秀的学生和研究生实施准专业化教学，此项教学成果获得了江苏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根据目前国内的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现状，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学院既没有再去重复编撰以提高语言技能为目的的大学英语教材，也没有按照学术门类重复编撰学术英语，而是尝试编撰《大学博雅学科英语教材》。我们针对目前大学英语教材主要针对一、二年级学生的状况，努力为三、四年级的学生编撰，既专业又广博的普及性博雅教材，目前已经完成《心理学》《医学》《文学》《西方文明》四部教材已经正式出版并用于教学，还有《经济学》《法学》《语言学》等正在编撰过程之中（张杰、辛斌，2014—2015）。
显然，在与重点大学外语学科之间寻求“错位发展”的路径，给南京师范大学的外语学科带来了勃勃生机，使得南京师范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教育部最近两次的评估中，取得并列第七的成绩。
二、国际化：输出与引进的双向发展
“差异化”探索是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主要思路和途径，“国际化”则是实现这一路径，提升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有效方式。周烈教授指出：“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大学不但要敢于直面竞争而且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来审视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尽快与国际接轨、交融”（庄智象，2009）。应该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语学科的科研与教学的国际化模式探索，一直备受学界的普遍关注。各高校通常采取的国际化办学方式主要是单向的“输出”或“引进”模式，即把外语专业的学生“输出”到所学语言的国家去学习，“引进”则是把外籍教师和国外教材等“引进来”。
然而，我国外语专业的国际化办学模式是否可以探索出一条双向互动的发展途径？“是否可以尝试在把中国学生‘送出去’的同时，把外国学生‘引进来’，进入外国语学院学习，让中外学生同堂上课？是否可以在把外籍教师和外籍专家‘请进来’的同时，由中国的外语教师把中国文化‘输出去’呢？显然，如果能够进行这样的改革探索，我国外语专业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完全可以由单向转变为双向。我们的人才培养也会在单纯的培养外语教师、翻译和其他外语专门人才的基础上，至少再增加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经过长期从理念到实践的探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走出了一条外语专业国际化办学的双向性途径，此项成果于2014 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其实，把外国学生“引进来”，在本土营造外语环境是古老的语言教学“自然法”。“它旨在尽可能自然地再现环境，以便学生在与操这门语言的人接触的过程中习得该语言：没有翻译、没有语法讲解，也没有扩展，一种‘真正的语言浸泡’。（Besse,H.2005）也许这种“浸泡”所取得的效果，是我们的课堂教学很难达到的。
显然，要让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就必须改变我们现有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寻求兴趣共同点，这个兴趣共同点就是“中国文化”和“共同的知识领域”，因此课程设置就必须有“中国文化”“中国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等课程。在近些年的探索过程中，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先后招收了10 余名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符号学、认知语言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和学习。从2011 年起，我们还从法国对外贸易学院每年招收15 名左右的本科生，改变了“以我”或“以他”为主的课程设置，变为“他我结合”的双向互动设置。
可以说，“双向互动”既是国际化办学模式的理想模式，同时也是我国高校展开科学研究的有效途径。中国外语学科的科学研究肩负着“引进”与“输出”的双重任务，既要向国外学习，把国外的先进理论、文学创作等“引进来”，又要能够站在中国文化的独特语境中来审视国外的理论和创作，使“洋东西”能够“本土化”，同时可以把中国的文化 “输出去”。中国的外语教师要想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就必须具备相当扎实的中国文化基础，能够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和探讨那些“洋货”。在我国外语学科的研究中，目前“本土化”和“中国化”还显得十分薄弱。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近几年的科研探索中，努力构建“中国化”的国际科研平台，先后于2008 年、2014 年和2015 年创办了三本国际英文刊物，《中国符号学研究》《中华人文》和《语言与认知科学》。其中《中国符号学》（季刊）由德国的德古伊特出版社出版，后两本（半年刊）由英国仙娜都出版社出版。这三本杂志不仅为我国的外语教师提供了科研的国际交流平台，也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成就介绍到国外去，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也代表中国进入了国际符号学学会理事会和董事局。在国际化科研的进程中，近两年来，学院的教师每年获得国家级的科研项目6 项，其中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7 项、中华外译项目3 项，在SSCI、SCI 和A&HCI 等国际学术榜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关键是观念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们遵循的涉外工作原则是“外事无小事”，习惯于把“外事”与“内事”区分开来，强调外事工作的重要性。“这其实是一种‘一分为二’强调一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也许已经很难适应现阶段迅猛发展的外事工作的需求。当今我们已面临几乎天天有外事，处处有外宾的情况下，确实需要更换思维模式，变‘二元对立’为‘二元互动’，淡化外事与内事的区别，真正做到外事与内事之间的互动，实现外语教学科研的国际化进程。”（张杰、宋学智，2012）因此，我们提出“外事工作的内事化”，尽可能以平常的心态去处理涉外工作，“把涉外工作作为我们经常性和日常化工作，而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来看待，这样反而能够促进外语教学科研的国际化进程。”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籍教师和外籍学生并没有享受特殊的关照，他们可以自己租房或买房，学校给予一定的房贴，他们像中国教师一样，参加各自专业的日常活动，与中国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美籍教师、原斯坦福大学教授钱杰西在临终前，向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捐赠了50 万美元，建立了奖助学金。美籍教师里奈儿获得了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前国际认知语言学会主席、德国汉堡大学庞特教授及夫人琳达、现任国际符号学会主席、英国的考布利教授均先后在学院任教。这种涉外工作的内事化，有力地推动了外语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化进程。
同时，我们还坚持把日常的外语教学和科研的“内事工作外事化”，也就是把国际合作科研与教学作为办学的主要方向。我们以国际知名大学作为学科建设的标杆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与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相关专业课程的相似度达到了75% ～ 80%，在专业评估和学生的论文答辩等环节上，尽可能邀请外籍专家参与，还与香港教育学院等单位进行每年一次的英语竞赛活动。我们正在积极筹建海外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站，逐渐建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国际化学科建设体系。在新专业的设置上，我们尽可能依靠所建专业语种的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我们的韩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等专业的开设，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有关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帮助，特别是在意大利政府和意大利企业（菲亚特、泰克西、依维柯三家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设立了意大利语的本科专业，获得了意方200 万元人民币的经费支持。
外语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模式构建必须以世界地图作为自己的工作版图，树立一种中外结合、内外交融的全球化意识。
三、前瞻性：当下与未来的兼顾发展
可以说，在外语学科的建设中，“差异化”是发展的思路，“国际化”是提升的方式，而“前瞻性”则是学科战略规划制定的关键要素。正确处理好“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是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生命线，是学科发展良好生态环境营造的必不可少的保障。“前瞻性”既是学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置身其中的教师和学生，乃至家长和社会所关心的问题。
以往在提及学科建设时，各级领导和师生员工最关心的是学位点的设置，因为无论是学士学位授权点，还是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授权点，都关系到招生的权利和学科平台的建设，甚至是能否留住高层次人才的关键。国家的和民间的各类评估中心往往也把学科拥有哪一等级的学位授予权，视为评估一个学科综合实力的标志。这显然是有依据的，因为任何一级学位授予点的设立，都是与该学位点的科研和教学实力密切相关的。其实，就连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置，也是与该单位的科研和教学水平息息相关的。因此，在2011 年以前，学科建设的“前瞻性”主要就在于如何立足“当下”，为了“未来”，设计一步一步地实现从学士学位授权点，到硕士或博士授权点的获得，从二级学科授权点到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升级等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则主要是由各个专业语种的二级学科构成，要提升一级学科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发展专业语种，形成各个语种之间的合力。
从2001 年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还没有任何博士点的情况下，就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目标，即为未来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奠定基础，建设“以英语为龙头的，多语种共同发展的，国内同类院校中的一流外国语学院”。学院立足原有的英语、俄语、日语三个二级学科，经过近10 年的努力，一方面建设好原有学科点，另一方面拓展学科平台，先后增建了意大利语、朝鲜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五个专业语种，为一级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专业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学院先后于2003 年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俄语和日语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获得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得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由于在十年以前的“当下”就发展了几个零起点的专业语种，所以当拿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时，学院可以招收硕士生的学位点就达到了七个，在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招生时，可以招生的学位点达到了五个，学科建设获得了新的增长点。
然而，学科建设并非是在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后就可以结束了，而是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学院根据“当下”国家不再大力发展和增设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实际情况，又“前瞻性”地探寻着另一条学科发展的路径，即寻求增设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和创新团队。从“当下”的国家战略规划和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学院利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江苏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江苏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中心”，平均每年获得出版等经费约200 万元，同时“海外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站的设置”被列为江苏省高校的重点建设项目。全英文定期刊物《中华人文》在海外出版，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战略的指引下，我们争取了江苏省法制办的有力支持，成立了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江苏省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这两个省级基地的建成，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也有效地推动了学院翻译专业的教学。同时，学院清醒地认识到，“当下”各级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团队的增设，基本上都是立足于理工科的学科，因此，为了给“未来”发展留下可增长的空间，我们重点发展了文理交叉的学科，如神经语言学和文学的认知研究等，建立了相关的实验室，参与申请并获得了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科技研究平台”，“符号的认知”研究团队获得了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为“未来”进一步申请国家级创新团队和申请省部级重点
“当下”和“未来”的关系最突出地反映在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上，“当下”火红和热门的专业，不一定“未来”会持续被需求。例如，目前西班牙语专业的人才市场需求十分火爆，因此全国开设该专业的高校由10 余所猛增到90多所，但是，如果数年后，当这90 多所院校的毕业生一起进入人才市场的时候，也许就会出现供过于求得局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当下”增设零起点专业语种时，就预计了“未来”的人才市场需求，通过双外语专业的设置为一般毕业生的“未来”就业，预留了空间。同时，学院也努力培养领袖级的精英人才，在学校英才计划的支持下，把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学习，进行本科生到研究生的一揽子培养，甚至跟踪他们毕业后的就业状况，为国家输送能够参与“公共领域”的高素质人才。
我国普通高校外语学科的科研与教学改革无疑是多途径的，我们的探索只是其中一种尝试，这里包含着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改革也许就是“找死”。然而，在我们看来，不改革就是“等死”，“找死”总比“等死”好，因为“等死”就是“白死”，“找死”至少还可以为我们的后人留下可以借鉴之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探索改革的缘由吧。
(本文转自《中国大学教学》 2016年第 5期；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