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貌合神离：中国大学尚处“形似” 阶段
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大学遗传环境论”，认为：“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西方大学的产生犹如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和虫鱼鸟兽般从一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演化而成。而“在中国有‘太学’、‘国子监’，等等，后来还有四大书院。这些机构虽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过重要的贡献， 但都不是今天我们所隶属的‘大学’的直接来源”。由于缺乏本民族的遗传基因，近现代我国大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质为割断历史而重建的过程。大学者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中国经历了由“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三个不同阶段。反观中国大学的百年历程，随着跌宕起伏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转向，大学要么“推波助澜”，要么不得已而“随波逐流”。因而从“器物—制度—精神”三层面均“感觉不足”，仿佛处于“形似而神不似”阶段，百年前如此，今天尤甚。
（一）器物（物质）层面
“学校源于一个人坐在树下，与另外几个人谈论自己的想法。谈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老师， 听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学生。‘学生’们听得出神，不禁惊讶万分，要是这个人能留下来该多好啊。于是他们就在那个所在地划出一个地方，因此世界上就诞生了第一所学校。”此为美国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获得者、设计大师路易斯·康著述中的一番话。它非常清晰的表明了一个主题：大学的空间是为了各种不同规模的交流而存在的。中国的大学固然注重硬件建设，但建设的理念不是为了“交流”，而是要处处彰显“权力”、“威仪”或“先进”。这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大学运动”和90年代后期为“扩招”而大兴土木的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大量财政投入短时间内快速“制造”出一所大学或在某一硬件设施上“多、快、好、省”地“赶超”以往。中国大学的硬件设施堪与西方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作为大学之源、大学之根、大学之魂的那股子“精气神儿”却总是隐隐约约地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其实，大学物质文化实为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的载体，是大学文化传承的依托，其一草一木，一舍一瓦，无不传递、凝聚出一个学校的文化特质。物质层面的大学建设本该作为“在场”的文化蕴涵或象征出某种“不在场”的理念和精神，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漫步在西方传统大学校园，扑面而来的是弥漫在空中的学府气息和与先贤神交的怡然自得的原因。
（二）制度层面
加拿大幽默散文家兼大学教授斯蒂芬·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里谈到，牛津导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个学生，向他们喷烟。被系统地喷烟，喷了四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一个被烟熏透的人，就能说优雅的英语，写优雅的英文，其优雅的风格是靠任何其他方法都学不到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制度的神圣传统。中国大学制度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集权特色，致使大学面临着行政化、市场化、功利化等多重挑战。曾经的“大一统”思想、“学而优则仕”的求学目的、书院和科举制度承载的浓郁政治色彩等使当今的中国大学依然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对知识追求过于功利、急功近利办大学等现象。如今的中国大学存活于政府日益膨胀的权力阴影之下，从政府主导的各项“工程”，到政府主持的各色“评估”，再到政府设计的各类“考试”，无不把大学置于权力的指挥棒下， 大学的自由空间被挤压，自主权被蚕食。政府过多地干预“大学自治”只会导致知识的衰微、学术之花的凋零。行政权力必须划定边界，必须遵从“知识自由”的规律，尊重大学自主权。要用开明的制度文化来保障大学“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三）精神层面
清华大学原校长刘达在纪念清华80周年校庆时说，“如果有人问我，你最留恋清华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留恋的就是清华的精神。”然而，现在的大学却遭遇了人文精神的滑坡和文化品位的下降、面临着办学目标的日益功利化趋向、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依然没有得到确认、总被指责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治校理念、受官僚化习气和官本位意识的侵袭严重，同时封建主义思想对政府部门与大学主体还在产生着深刻影响的尴尬局面。大学这座美丽的“象牙塔”，其精神实质应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秉承于古希腊‘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把研究‘高深学问’视为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职业，恪守‘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准则，崇尚‘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 （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的‘学者人格’，自觉维护大学作为‘社会良心’之神圣殿堂的不屈精神。”大学本是社会的良知，本为社会的矫正力量，它不应为世俗之变而随波逐流，不应随世俗之迁而摇摆不定。喧哗、浮躁与轻狂不属于大学，急功近利、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更不属于大学。它应该如美国大学先驱者弗莱克斯纳所说：“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要对社会每一个流行风尚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
二、神形兼备：从“形似” 走向“神似”
自中国近代大学建立以来，百年的大学史一直是对西方大学模仿和追随的历史。从19世纪末的模仿日本建立中国近代大学体制到20世纪20至30年代追随美国，再到50年代向前苏联“一边倒”，80年代以来再度向欧美看齐，我国大学一直处于动荡的被动选择、消极吸收之中，从“器物、制度、精神”犹未养成自己“独立之人格”。大学只有在有甄别吸收的基础之上，着力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形似”走向“神似”，才能最终养成自己的大学魂、生出自身的大学根。
（一）善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强调，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在传统之中的，管他是否了解这个传统，也不管他是赞同还是反对，他都不能超越传统，我们只能在传统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与否，传统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我国有着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先哲们就给后代子孙留下了宝贵遗产——《大学》。其开宗明义谈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这与西方柏拉图倡导的“哲人治国”理念和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共同开创了人类探索大学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历史先河。汉代以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留下了诸如“天人合一”、“爱国精神”、“自强不息”、“仁爱”、“孝慈”、“诚信”、“勤劳节俭”、“廉洁自爱”等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所有这些，都是今天之大学可资传承的传统文化之精髓。
（二）乐于重温民国大学新传统之风气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办中山大学时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作为校训，还反复告诫学生“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既继承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冲破了“学而优则仕”的禁区，是我国近现代大学理念创新的光辉榜样。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渐形成，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为代表的大师们对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1912年蔡元培亲自制定《大学令》，革故鼎新，否定了大学的官僚体制的附庸属性和“读书—做官—发财”的培养目标，确定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 批判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明确了大学不是专门学院以及“学”与“术”的区别；奠定了学术自由、囊括大家、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强调“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是他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尤其在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萌发了将西方大学理念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宝贵理论资源。张伯苓高教论坛在南开大学则指出办学之目的在于“育才救国”，主张允公允能， 四育并重。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胡适、蒋梦麟、竺可桢、潘光旦、孟承宪等都对大学的理念、文化精神等作出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为大学日后的建设和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亦是我们重建今日大学精神之可贵资源。
（三）善于吸收西方先进办学之理念
西方大学大约诞生于12世纪左右。它最初是受城市工商业和行会发展的影响而形成的从事某种专业知识和学问教学的教师、学生的行会组织，因此，“大学”本义为“行会”。现代大学鼻祖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Bologma）正是在教会的保护下得以成长壮大，进而分裂出今天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1852年，红衣主教纽曼在《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中明确地提出大学的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绅士的地方。纽曼的大学观念是把大学看成教学的机构，培育人才的机构。19世纪末，洪堡发展了大学的研究功能，使它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科学与学术的中心。他奠定了“学术自由”的价值，并具体实现为教授的“教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它成为世界大学的基本准则。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与其相结合，由“赠地学院”发展出的“威斯康星大学模式”，把教学、科研同直接为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称为“威斯康星思想”。西方大学在这变迁与融合之中，办学观念经历了从重视人才培养，到同时重视学者的研究，再到格外重视学者本身这一历史过程；也经历了从注重学校自身的完善，到注重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再到注重学校与世界的联系和在国际上发挥作用这一历史变迁。形成了学术自由和学者自治的理想、开放性成为其教育思想的主导、提倡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主张个性张扬的校园文化等优良传统，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吸纳到自身的大学文化建设之中。
（四）构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相协调的现代大学制度
19世纪德国威廉·冯·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标志着现代大学的产生，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科学与学术的中心。他奠定了“学术自由”的价值，倡导教授的“教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这成为世界大学的基本准则。我国建立的大学制度，实为西方“移植”的舶来品。它生于西方，却“嫁接”到中国土壤，在这融合、冲突、消解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中国大学制度的变异与扭曲。时至今日，行政权力与学术自由的对弈依然是制约大学发展的瓶颈。中国的大学应从“管理”走向“制度”，构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相协调的现代大学制度。改变政府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局面，恢复大学闲情逸致之所、游离政府之外的独立性。正如蔡元培所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五）大学应具备地方知识和全球视野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全球通讯网络的不断升级，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 “全球化”的概念已有了真实可感的内涵，人类社会必然地走向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局面， 地球村的趋势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仅有经济作为基础，全球是不会‘化’到一块的， 只有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才能使全球化’成为现实，文化才是促进‘全球化’ 的动力。”大学是文化源远流长的载体，她以兼容并包之胸襟，民主科学之精神，成为人类文化格局中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保守与激进、传承与创新的融会贯通之地。我们的大学要高屋建瓴地以“全球的视野”鸟瞰大地，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下， 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使中国文化以更昂扬的姿态重新走向世界，同西方各种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本文有删节）
（作者简介：温婷，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刘晖，广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授）转摘自《教育导刊》201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