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我国应对国内外挑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和战略选择，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变革的共同追求与核心目标。创新人才是指在学术研究、商业运营、政府管理、艺术设计等领域做出新颖、独特而有价值的作品、产品、运营模式和管理体制的人才。要做好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必须首先构建起完善的、体现时代特征的创新人才所应具有的心智模式。在心理学领域，国际上大规模的创新人才培养和创造力研究始于1950年，时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Guilford曾公开呼吁心理学家应更多地关注创造力。此后，西方心理学界围绕创新人才的智力和人格的特点、创造力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创造力的跨文化比较三大主题展开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核心目的皆在于探讨创新人才的心智模式及其社会和文化影响。
关于创新人才的心智模式，在以往的研究中，虽有丰富的理论模型，却远未达成基本的共识。其中，Amabile提出的创造力成分模型认为创新人才的产生至少依赖领域相关技能、创造力相关技能和工作动机三个基本成分。在Sternberg和Lubart的创造力投资理论中，则涵盖了智能、知识、思考风格、人格特质、动机和环境六类影响创造性表现的资源。Feldman更强调顿悟和无意识在创造性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他的创造力模型中包括了三种成分：首先是随意处理真实事物，且大多数是在潜意识（前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的自然心理倾向，这是转换过程的基础；其次，他认为创造力的根源在于“对某些真实事物做出积极改变的意识需求”；第三个成分是他相信先前的创造性努力会激发新的创造性努力。
以上三种较有代表性的创造性理论，虽然都旨在刻画创新人才的心智模式，但却有着显著的差异，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整合；此外，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只看到不同心理特质的罗列，看不到创新人才心智发展的动态过程，也不能分清各个不同心理特质之间的关系。为了整合以往研究，对创新人才的核心特质做出更加精致的刻画，我们最近提出了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并以实验和调查研究对其做了初步的验证，而创新人才的心智模式则是该模型的核心部分。本文中的“心智”一词是与英文的“mind”相对应的，是个体一切精神活动的总称。与物质相对应，心智包括感知觉、记忆、思维、情感、动机和人格等心理现象，以及从潜意识到意识的具有不同程度觉知的各种心理现象。创新人才所需的六种心智模式包括了专门领域知识心智，内在动机心智，多元文化经验心智，问题发现心智，专门领域判断标准心智和说服传播心智。在这六种心智的内涵及外延方面，创造力心理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其中，专门领域知识心智和多元文化经验心智，是创新人才成长过程中获得必要知识经验的重要基础，而专门领域判断标准心智、内在动机心智和问题发现心智是创新人才做出创造性成就的动力，对创新人才的成长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说服传播心智则使得创新人才将个体化的作品让更大范围的群体所接纳和传播。
一、专门领域知识心智
创造力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专门领域知识的积累是创新人才产生的必要条件。专门领域的知识积累在一定范围内，是与创造力成正相关的。在艺术领域，专门领域知识促进职业艺术家创造力提升的假设得到了实证研究的充分支持。Hayes研究了76位作曲家和131位画家的传记，收集了这两种职业艺术家的专门领域知识和艺术创造力的发展数据。发现两者的职业生涯发展模式类似，最初6年往往属于“无创造力时期”，这一阶段是艺术专门领域知识的积累阶段，并随着第一部杰作的问世而进入到下一个6年，也就是创造性作品数量急剧增加的时期，此后他们的创作水平会保持25年左右的稳定，然后逐步下降。也有研究者以国际象棋大师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了这些大师在国际象棋领域知识积累和棋艺提升的过程性数据，同样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十年规则”的现象，也就是说，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在首次接触某领域之后，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产生出他们的第一个重要作品。这十年正是系统了解、掌握和内化专门领域知识的十年。通过传记研究等方法，心理学家还发现，在前期相对沉寂的阶段，刻意练习，从而积累本领域足够的专门领域知识和技能，并达到纯熟的掌握，是后来产生重要创造性成果的基础。在科学领域，张景焕和金盛华对30名来自物理、化学、数学、地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具有创造性成就的中国科学家（其中多为两院院士）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科学创造者所具有的问题导向的知识架构是做出高创造性成就的重要基础。这种知识架构不仅包括陈述性知识，还包括程序性知识（包括研究技能与策略在内），是一种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于一体的、问题导向的知识，同时为了解决问题，还需要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然而，以往的创造力研究也发现，专门领域的知识积累不见得是越多越好，如果知识积累过多而缺乏灵活性，也可能会成为创新人才成长的束缚和障碍。例如，Simonton通过分析正规教育水平和创造性成果之间的关系，考察了知识基础对于创新人才成长的作用。他以出生于1450-1850年间的300多位创新人才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达芬奇、伽利略、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当把这些人作品的杰出程度作为其专门领域知识/教育水平的函数的时候，他发现，两者呈倒U形曲线的关系。具体而言，创新人才多部分出现在专门领域知识积累水平的中间阶段，即本科训练阶段。较短或较长时间的训练（包括博士后训练）则与较低水平的创造性相联系。故此，研究者认为，知识水平如果高于一定的程度，有可能会给创新带来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可能根植于学习者经过大量知识学习后形成的心理定势和路径依赖。发展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创造力并不总是随着儿童年龄和年级的上升（即知识的增加）而提高。例如，Torrance的研究就发现，在美国，1-3年级学生的创造力持续上升，3-4年级学生的创造力急剧下降，4-6年级又直线上升，6-7年级又急剧下降；对于中学生而言，其创造力随年龄的增大呈现出持续发展趋势，但并非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发展的，到12-13岁时，创造力表现出下降的趋势。此外，我们以562名10-16岁中国儿童为被试的一项研究发现，一般创造力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而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一般创造力的语文创造力分测验和图像创造力分测验的七个维度上。由上可见，个体知识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创造力的提升。创造力的涌现都是个体通过对本领域已有知识系统的灵活性加工而得到的，因此，有效的、可能带来创新的专门领域知识心智应该是兼具本领域知识复杂性和灵活性的，个体充分内化了领域的知识系统和知识传统，同时又敏感地发现了已有知识的缝隙，经由内在动机的指引、发现问题，从而做出创造性的发现。
二、内在动机心智
内在动机指的是个体对工作和活动本身感到兴趣，因为喜欢该项工作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奖品、赞赏、金钱、名声、害怕惩罚等外在因素而工作。内在动机表现在心理状态上是酣畅，表现在人格上是毅力，表现在行为上则是勇于尝试。从研究伟大的创造性人物的发现来看，不论这些人物之间所从事的领域多么不同，却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他们往往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全心全意的投入其中，甚至到达废寝忘食、近乎上瘾的程度；有研究者对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表现出高创造力的儿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儿童的内部动机要显著地高于同龄的一般儿童。Garney曾经对艺术院系的学生做了追踪的研究，该研究以主题统觉测验作为研究材料，以学生看到测验图片以后产生的内在想象作为测量指标，结果表明，那些对艺术创造本身感到更多愉悦体验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会专注于艺术领域的工作，也更容易获得最后的专业领域的成功。
从进化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任何完全崭新的创造，因为先前知识（含生物性智能）已完全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必须通过盲目变异的方法。此时，创造性结果的成败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创造者的尝试次数有很深的关系。同等条件下，能够提出更多不同的观念和做出更多尝试的人，肯定要比提出常见的解决方案和不愿意做出积极尝试的人更有创造力，也更有获得成功的机会。Csikszentmihalyi特别提出了“酣畅”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在创造过程中高度投入的心理状态，它包含了专注、愉悦、忘我和勤奋。驱使个体保持这种“酣畅”的心理状态、在行为上反复尝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强烈的内在动机。
相对于内在动机对创造力的促进效果，学术界对于外在动机的效果是有争议的。Amabile早期认为外在动机对创造力具有破坏作用，后来则有所修正，将外在动机因素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控制性的因素，例如考试的排名、物质奖励等，会干扰当事人的注意力并损伤其内在动机；另一类是具有信息性的因素，例如建设性的意见和及时的任务效果反馈，此类因素提供信息反馈给当事人，不伤害其内在动机，并且当其在内在动机很高的情况下对创新人才的帮助更大。此外，最近的研究发现，奖励作为一种外部动机，在对个体新异表现做出奖励时会提高个体的内部动机和创造力，而对个体常规行为的奖励则会降低其内部动机及创造力。不少研究发现，对于高创造性的个体而言，对名誉的强烈追求和对工作深入的内在兴趣是可以共存的。张景焕等研究者的研究也发现，有88.24%的科学创造者认为内在兴趣对他们的创造性工作非常重要，同时，具有远景驱动效应的外在动机，如明确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奖赏，对于科学创造者同样重要。
三、问题发现心智
一般而言，创造力的研究者或相关领域的共同体是通过创新性的成果去认定创新人才的价值。然而，在做出这种成果之前，个体首先要能提出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问题、发现前人在解决问题时所遗留的缝隙。杰出的创造者几乎都敏于寻找问题、创造问题或发现知识的鸿沟与矛盾。所谓从无疑处有疑，从看似闭合和应然的知识体系中发现缝隙，就指的是问题发现心智。这种能够在他人所忽视的地方发现或阐释问题的倾向性，被心理学家称为“发现导向”，爱因斯坦与英菲德曾特别评价这种导向的重要性，他们说：“其实，问题的形成经常比问题的解决更根本，问题的解决可能只是涉及研究方法或实验技能，但提出新问题、新可能性、或从新视角来看待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而且标示了科学的真正进步。”
在理论上，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创造性思维过程如下：首先，遇到问题，其次，随着结构的特点产生和决定矢量，进而，发现空隙和情境的不完全性，最后，导致有问题的地方具体化和改变的运算。矢量的地点和方向是结构上所需要的，它把初始情境带着空隙以及朦胧的状态改变为明朗的、完整的终极情境，也就是把坏的格式塔转变为好的格式塔，而良好的问题设置是上述整个问题解决历程当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现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对于创新人才而言，问题发现的意义可能比问题解决本身更重要，例如张景焕等人的研究就认为，问题导向的知识架构不仅包括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与策略，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实证研究也支持这样的推断，有人曾经以艺术学院的学生为被试，让其操纵27个指定的物体，把它们组成一幅静物图并画出来。以画中物体的数量和独创性来区分被试的问题发现水平。结果表明，学生主动寻求问题或发现问题的能力可以显著预测其设计作品的品质，而且还可以预测他们七年后的艺术成就，这种对未来成就的预测力甚至超过与创造紧密相关的流畅力、智力、价值观与学业成就等其他变量。
缺乏问题发现心智很难有创造性成就，这是因为从思维过程上来说，创造性需要某种形式的跳跃，这是问题发现的关键所在，而问题发现心智发展受阻的人则少有这种必要的思维跳跃，致使创新过程遭遇瓶颈。问题发现还需要对原问题进行重新界定和重构，在此过程后，个体往往能立刻（而不是逐渐地）顿悟出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法，而问题发现能力受阻的个体很难实现问题重构，并较少体验到顿悟。有研究发现，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收看过多的电视节目和动画片，会阻碍他们的创造性发展。这是因为电视节目和动画片呈现了太多的细节，画面和构图想得面面俱到，不同画面之间过渡较快，缺乏儿童展开想象和问题发现所必需的内容及时间空隙，大大减少了他们对相关素材自主建构和解释的机会。BakerSennett和Ceci通过比较在不同线索信息的情况下知觉和言语的表达来检验思维跳跃对顿悟的作用。他们在电脑中向被试呈现图片，其中有些图片略去了某些重要的信息内容，有些则是完整的图片。言语信息则是以省略某些字母的普通单词的形式呈现的。实验任务的要求是让被试用尽可能少的线索，说出图片描述的是什么内容，以及单词的含义。结果发现，那些具有较好的“跳跃式思维”的被试，在顿悟的成绩上较高，所使用的线索也比较少。
四、领域标准判断心智
“新颖性”与“价值性”是两个定义创造力的必要维度，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创造性产品可以说是发散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批判性思维”就是根据某些领域内的原则与判断标准所进行的评价性思维活动。对所在领域的知识长期学习和系统掌握之后，个体会见识不同水平的知识状态，从而建构起对该领域从业人员素质和作品表现高下的判断标准。当然，任何的知识系统都内设了这样的判断标准，这是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及其创新性成果长期博弈的结果。在量化的层面上，这些标准会体现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引用率，理论或实验进入教材中的比例，某种标准是否成为国家或国际标准，某种模式的普遍应用程度等等。
有学者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创造性成就之所以会有个别差异，原因之一是个体是否能将领域内的选择判断标准内化，或所内化的判断标准与本领域高级专家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否一致。Csikszentmihalyi根据其创造力的系统观指出，个人生产的各种新颖产品，必须经过该领域群体的判断与选择，才可能变成所谓的创造性产品，并被社会文化保留；反之，某项新颖的作品或成果，如果一直通不过该领域的选择，仍然不可能被视为创造性产品，自然会被淘汰。当然，个体所内化或建构的标准可能超越了所在的时代，例如梵高，去世之后其作品才逐渐为世人和同行所理解和推崇，但不可否认这同样经历了领域内群体的判断与选择的过程。由此，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域内的判断标准是存在的，但又并非静止不变，会随时代的演进和创新人才的突破性贡献而调整。创新人才在成长中首先应该掌握这套领域内的判断标准，然后，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这种贡献有可能是打破现有的标准，也有可能是在既定的标准内完成的，总之，领域判断标准心智奠定了个体创新性的基本格局。
台湾的社会心理学家黄光国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创新探索通常是事倍功半，甚至举步维艰，其根源是缺乏对学术创新领域判断标准的内化与坚持。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学术创新所秉持的判断标准存在OEM的倾向。OEM指的是在工业生产领域，本地的制造商自己并不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既不负责设计和开发、也无法控制销售“渠道”，只是承担具体的加工任务。与此对应，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学术研究的模式，也主要是追随欧美研究的风向，直接“拿来”或“引进”欧美学者提出的概念、方法或研究范式，做“本土化”的验证和修补，但对其研究逻辑的演变和发展缺乏深刻理解，欧美研究人员则仍操持着该领域的判断标准和话语权。在这样追随的逻辑下，OEM型的学术研究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可言。
因此，个体如果想要在某一个领域有杰出创造，必须掌握该领域群体所使用的判断原则或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否则，即使掌握了充分数量的欧美“前沿”知识以后，仍将无法判断自己的作品的品质，自然也走不出追随欧美的逻辑。如果个体所掌握的判断原则或价值标准“不正确”（异于领域群体所使用的判断标准，像梵高那样），那么，除非个体能够影响学术共同体改变判断标准，或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创造一个新的学派，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有出头之日的创新人才。若要影响共同体或创立学派，那么，沟通、传播、说服和领导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
五、说服传播心智
个体自己觉得新颖、有创意的东西是怎样被学术界或社会其他领域接受的呢？科学哲学家Feyerabend曾以伽利略为例，强调了“说服人的技巧”的必要性。正是伽利略所具备的传播和说服能力非常高超，使其理论得到了广泛和迅速的传播。在Gardner所列举的七大杰出创造性人物当中，弗洛伊德的理论一直颇受当时学界的排斥，但他以其影响力说服了更多的跟随者，以其近乎偏执的领导力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学派，终于使得他的理论在心理学界独树一帜；爱因斯坦的说服力则表现在逻辑清晰、推理严密、语言简洁的论文当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衡量，他都是说服和传播的高手。可见，当创新性的成果产生之后，“说服人的技巧”高明，说服的工作取得成功，其成果就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一位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也应该是一位卓越的沟通者，能够以某种有效途径把自己的创新型的想法或产品传播出去，影响并感染受众。说服传播心智使创新力变为影响力。
Sternberg和Lubart的创造力投资理论曾系统阐述了创造过程中说服传播心智的重要性。按照他们的类比，创造性人物的特征就是能将观念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所谓买低卖高就是追求原本被拒、不流行、不为周知但却具有潜力的观念，最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获得接纳、利润或成功。如何实现买低卖高呢?创造者首先必须能够看出自己产品或理念的潜力并对自此有信心，但更关键的是，创造者还要具有营销、传播、说服别人和改变别人现有价值观和信念和能力。这即是被Sternberg视为人类智力三维度之一的“实践----背景性”能力。Simonton也特别强调说服传播心智，甚至将创造过程视为一种说服别人的行动，因而将创造力当作一种领导力、一种影响他人的能力。另外，在说服和传播过程中的争辩、讨论和质疑等环节，无疑会促进创新人才对其作品做出进一步精致化的完善，使之更经得起其所在领域判断标准的考验。
有研究者还认为，所谓“创造力”的心理品质始终体现在某种产品当中，它能够为评判者所感知并认可。故此，创造力是创造者和受众交互作用的产物，承载创造力的产品并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品质，还依赖于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创造者如果缺乏传播自己产品的心智，就无法说服评判者接受自己的创造力，也就无法实现这种必要的交互作用，最后，个体的产品无法进入社会文化系统、所谓的创新势必会遭到流失的命运。
说服传播心智的外在表现为相关的沟通表达技术，这种沟通表达技术不单是言语层面，也包括了非言语层面的技术。申继亮等人在最近的跨文化研究中曾指出艺术表达能力与科学创造力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发现，正是由于艺术表达能力欠缺，使得中国儿童很难表达出其创造性的想法，相反，其他国家（英、日、德）的儿童，因为在艺术（绘画）方面普遍接受过较好的基础教育，所以在有创造性想法时，他们善于表达出来，其最终的科学创造力得分则高于中国儿童。在我们的研究中，选取了四组具有不同文化经验的大学生（德籍白人、德籍亚裔、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大学生）作为被试，让他们完成相同的创造力任务，并以同一套标准衡量其作品的创造性。结果发现，德国学生在对艺术作品评分标准远比中国学生更高和更苛刻。在衡量这四个群体所完成作品技术水平的时候，能够明显发现德国学生的艺术表达水平较高，这就保证了他们所完成的作品具有较高的创意，而在同样的主题下，中国被试的表达技术简单、粗糙，其所获的创意得分也比较低。
六、多元文化经验心智
Gardner在其著作《创意心智》（1993）中曾以圣雄甘地作为政治领域创新人才的代表，甘地出生于印度教家庭，年轻时留学英国接受法制教育，后来又赴南非参与反种族歧视斗争。回顾其成长历程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经验正是造就他创新性理念和实践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在国家层面，美国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说明了包容性的多元文化的价值所在。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人们越来越看重多元文化经验对于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理解和建立信任的重要作用，也开始意识到多元文化经验心智对丰富创新人才心理空间有着特殊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关个体多元文化经验与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逐步增加。
赵志裕等人的研究发现，广泛的多元文化经验与创造性的表现顿悟学习、远距离联想与观念产生）紧密相关。在研究中，他们将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的美国白人大学生分为五组，分别接受不同的启动实验。第一组为中国文化启动组，被试要观看展示中国艺术、建筑、食物和其他文化元素的幻灯片；第二组为并列文化启动组，被试要依次观看包含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元素的幻灯片；第三组为融合文化启动组，被试要观看体现中美文化元素融合的幻灯片（例如星巴克生产的月饼、被做成京剧脸谱样式的啤酒起子等）；第四和第五组均为控制组：分别是美国文化启动组和无启动组。在上述启动条件下，要求被试完成同样的创造性任务，由评判人员对其作品统一评分。实验结果发现，并列文化和融合文化启动组的创造力得分显著地高于其他组，其影响效应甚至在实验后的5到7天内还存在。两个单一文化启动组（中国文化或美国文化）的美国学生，均未表现出优于无启动组学生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该实验很好地提示人们需要关注多元文化经验对于创造力的重要作用。在最近的研究中还发现，多元文化经验与有助于创造力的支撑性认知过程（如非常规观点的产生能力）呈积极相关。
另外，多元文化经验有利于提升创造力这一理论假设还得到了其他相关研究的支持。一篇以24项研究为基础的综述指出，多数研究都肯定了创造力与双语之间存在正相关。据推测，双语者在创造力方面的优势可能是基于下列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语言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可能限制人们创造性地表达一个问题，而双语者能够用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至少有两种语言的视角）去感知世界，对同一概念或问题情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联想，其所可能提出的解决方案更多，也就包含了更多创新的可能性；其次，相对于单语者，双语者会对模糊性的容忍性会更强，这种习惯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创造性人格特征，双语者更能包容出现相互矛盾或界定不清的探索过程；此外，由于语言不通，单语者很难参加以其他语言和文化为载体的群体活动，一般单语者的活动本质上会集中在一种文化群体之内，其生活条件和活动范围决定了可供创意表达材料的来源相对单一。
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也说明了单一文化经验对创意表达的阻碍作用。牛卫华和Sternberg在艺术创造力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中国大学生的艺术创造力水平低于美国大学生，Zha等人在受过很好教育的成人中也发现了美国被试在创造潜力的测量得分显著地高于中国被试。究其缘由，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创造力的关系，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有利于艺术创造力的发展。个人主义文化将自我界定为与集体相分离的自律者；而集体主义文化则在一个社会情境中来界定自我，赋予自我以规范和责任；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自主和创造力；而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顺从、合作、义务和接受群体内的权威。集体主义文化中成长的个体更容易形成单一文化经验的心智，而个人主义文化环境中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同文化信息的取舍与权衡，从而形成自主的选择。
七、创新人才六种心智的作用模式及启示
以上结合国内外创新人才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系统地分析了创新人才所应该具有的六种基本心智，这些心智的有无和多少可能会决定创新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这六种心智并非完全孤立起作用，六者之间存在动态机制，正是经由这样的动态机制，创新人才最终才能够在某一领域做出创新性的成果。首先，在进入某一领域初期阶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个体主要的任务是完成对该领域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的学习，并获得其他文化、其他知识领域的相关经验，在此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领域知识心智和文化经验心智；当知识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个体会逐渐掌握判断该领域标志性成果水平高下的标准，形成领域标准判断心智；接下来个体则有机会在领域标准判断心智、内在动机心智和问题发现心智的联合作用下，终于产生出创新性的成果；最后，这项来之不易的成果仍然要靠当事人较强的说服传播心智去让学界或其他相关的社会领域接受，结果是，整个的社会文化因有新的创新性成果的纳入而获得增生。经过此番过程，六大心智兼具的个体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人才。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培养人才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主要解决问题之一。对于我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而言，创新人才六种心智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教育改革中必须始终重视知识的学习
无论怎样推进教育改革，在教育情境当中，都应该重视学生对相关专业或科目知识的系统学习，同时，也更要重视学生对其他专业或科目、或其他国家文化的了解和感知，这是实现创新的必要基础。在积累了大量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学习者会逐渐形成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评价和判断，并选择一个领域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方向，进而发现该领域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所在，运用其心智系统探索出新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创新。故此，任何新颖的教育方法、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或学习方法的探索，都必须重视学生在知识与方法方面的有效学习。离开了系统知识积累的创新，往往使得创新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可持续性。在围绕新课标实现途径所做的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了“重知识学习”还是“重探究过程”的争论，从培养创新人才的时间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即便是探究过程重要，也并不等于知识学习的结果就可以忽视。当然，那种以丧失思维灵活性为代价的灌输式知识学习过程同样是不可取的。
（二）要加强对学生说服传播心智的培养
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一个学生如果能善于将自己的作品解说给别人听，或善于向别人沟通自己的创意，那么，这种能力的持续发展，将有利于他未来向别人传播、说服和行销自己的创新理论或产品。但是，在典型的中国课堂上，教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讲授新知、宣布真理，学生则以继承、理解，消化和吸收为主，为了有效率、高准确性地完成考试，学生还要反复练习、达到精熟的程度。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说服与传播心智，过度的练习带来超负荷的作业反而不利于学生学习内在动机心智的形成和问题发现心智的发展，从而会严重地影响这些学生创新素质的提高。所以，有必要在中国的学校内开设专门的培养学生说服传播心智的课程，同时在其他学科课程中，大力提倡在课堂教学中增加学生展示的机会，以提升其说服传播心智，为创新素质奠定必要基础。
（三）要避免对学生的问题发现心智的压抑
问题发现心智对于创新人才的成长非常重要，在我国教育教学实践中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过于追求标准答案、过于追求课堂整齐划一、过于严重的应试取向的教学，都会挫伤儿童的问题发现心智。儿童自主发现的问题经常是多样化的、带有个体色彩和独特生命体验的，教育教学的情境往往是一元化和抹煞个体风格的，这一矛盾不解决，问题发现心智的培养就会困难重重。德国教育学家海纳特将压抑问题发现能力发展的原因归纳为五类：第一，当学生被要求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时，尽可能地跟教师保持一致，合乎规范，很少有其自发性和个人积极性，自主问题发现的可能性减少；第二，教师和学生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以取得好成绩为目标，所有不合这一目标的问题发现行为大都遭到忽视或冷漠；第三，“害怕教师”被认为是学生应当具有的行为和性格，这使“害怕”得到了认可，害怕导致对“权威”的遵从，失去问题发现的灵活性；第四，谁违反了学校的纪律和准则，谁就要受到惩罚，为避免惩罚，学生的思维和行为都将中规中矩；第五，分数、成绩是评判学生的惟一标准。久而久之，其思维的灵活性和问题发现能力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降低。对此类问题的关注能给我们培养学生的问题发现心智以很好的启发。
（四）重视提升国民多元文化经验心智
多元文化经验心智包括对跨国、跨地域的文化多样性的认识。无论是对于中国留学生，还是对于其他国民，增加对其他国家和地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都是非常必要的。文化是生活方式与历史传统的结合，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与行为标准的展现。留学生通过留学获得直接的多元文化经验，一方面促进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在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也可以很好地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风采，具有民间外交的功能；普通民众增加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能够拓展自身的文化经验，对自己工作领域的创新也很有好处。另外，从广义上讲多元文化经验也包括对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差异性的了解和学习。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做法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会促生更大的创新。在国际上，认知科学和聚合科技的诞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所以，从多个层面培养人才的多元文化经验心智也是当前教育实践中必须加以重视的方向之一。
（作者简介：衣新发，陕西师范大学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中心；蔡曙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转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