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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型的理性与自觉
2016-09-19 15:52  

                                          杨光钦

    大学转型与大学合并一样,已成为当代大学的又一个制度性安排,并被诸多大学所接受。本研究讨论的仅仅是,大学在接受“转型”过程中的行为状态,即大学在接受“转型”过程中的“理性”与“自觉”的程度。

    一、大学转型何以需要理性

    讨论这个话题,需要首先讨论何谓“理性”、何谓大学理性。张学文在《大学理性研究》一书中认为,虽然“理性含义的诸多历史沿用缺乏较为全面的代表意义”,但作为如康德所说的具有调节性作用的“理性”概念,其核心含义则主要是指“理智”。“理智是理性最基本的含义,是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统一,是用来认识、理解、比较、选择、推想和决断的能力”,“理性即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简称秩范)的品性”。大学理性,是理性在大学组织系统中的一种体现,是大学组织及其组织内的人员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展现。“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史上,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其哲学基础既根源于大学是人类追求理性秩序下学术知识与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法则,又渊源于大学是人类自身精神制度化的产物与人文主义机构”。当下有关大学转型研究的理论成果和转型实践无不表明,大学理性在大学转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认识论视角的审视,大学理性促使着大学转型从理念的理性向实践操作理性的转型过渡。

    的确,大学在转型之前需要一个理性的前设——理性的论证分析、理性的决策、理性的运行。转型的理性,显然首先需要转型理念的理性、转型精神的理性,进而达到转型决策的理性和实践操作的理性。然而,当下的大学转型,在其行动之前,无论是论证分析、决策过程还是操作运行层面,似乎总有某些理性不足,即往往“缺乏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如关于对转型效率的评价,有的院校往往只关注到技能型教师或者说直接参与转型的教师的作用,忽视了其他教师的作用发挥及其发展取向和存在意义;有的学校在转型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缺乏系统性和结构化的运行操作规则和规范,在涉及技能性专业转型时,过分强调毕业生的就业与技能提高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就业创业与人的整体素质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忽视了就业困境与社会需求和接纳能力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关系;还有的院校过分强调大学与社会企业的结合有可能带来的办学效率和效益,而忽视了与社会企业过度结合或者对社会过分依赖带来的独立性缺失等负面效应。

    毋庸赘言,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对于转型问题的整体调控和把握还是十分慎重的,布局规划和制度设计也是富有依据的,诸如强调大学与企业的适度结合,符合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实体经济的回归,面对我国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现实,以及“高级技工荒”的难题显得日益突出的现实背景,加以连续数年遭遇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政府需要并且亟待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和大学的转型,并以此使得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进而合理解决人才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找到就业难题解决的有效突破口。应该说,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哲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大学转型都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 如果将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总数50%的600 余所新建本科院校, 都非理性地变更其大学名称,冠以“转型”头衔,甚至有人主张将部分“985 工程”“211 工程”大学也予以转型,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转型,才能真正推动大学转向应用技术类型人才的培养,才能最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说这种见解毫无道理,最起码也是一种缺乏结构性思维的偏见。事实上,他们所谓的“转型”已经偏离了转型的原本要义。当然,把大学场域原本呼唤的“改革”名曰“转型”也无可厚非,毕竟大学转型与大学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但是,二者概念的过度混淆,不仅容易令人忽视大学改革的重点所在,也容易令人忽视大学转型的本质要义。如果非说“大学转型”与“大学改革”并无二致,那么,这样的见解已经不仅仅是认知上的偏见,某种程度上还具有话语上的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

    众所周知,中国大学遭遇的就业难等问题,主要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首先在于体制机制能否创新以及创新的程度如何;在于能否有效落实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并按照高等教育的应有逻辑解决大学发展过程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次在于政府能否有决心恰当处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赋予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能否进行有效的与产业结构变革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新常态”背景下的结构化人才培养集群和真正回归以教学为中心的模式改革。转型虽然是高校结构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机制改革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解决人才创新、质量提升乃至就业问题的全部。就其本质而言,创新型人才培养和质量提升问题,并不在于转型自身和有多少大学转型。转型决定论,或者具体说“转型决定质量”“转型决定命运”, 是一个难以经得起推敲的逻辑悖论。事实上, 我国大多数高校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认识是清醒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官僚化治理文化的深度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效益和质量提升一直难以实现。加以大学治理缺乏法理的依据,依法治校在众多高校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致使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人才培养的调整举步维艰,并导致办学效益难以提升,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数百所大学不得不被迫面临转型风暴的洗礼。

    笔者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大学转型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航标和大学结构性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航标和文化形态,决定了不同大学的转型,必然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结构原理和特定的要素;也决定了转型大学共同具有的相似文化特质和面临的相似问题所在。就各转型大学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而言,首先是如何解决由行政权向学术权的治理模式转型问题,因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治本之策。目前,大学转型首先应强化包括大学办学权利在内的制度文化转型,没有办学权利的转型,大学的转型就只能停留在人才培养和大学治理的表层,转型的效果就难以出现。可以说,任何一所大学,没有充分和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就难以形成良好的符合大学发展逻辑的大学精神,大学的内部治理就难以具有实质上的法理依据,大学转型就难以得到深层意义上的效益提升。当然,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出发,讨论或实践大学转型问题,有利于大学跳出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怪圈,增加高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意识和技能要求。但是,无论作为转型的决策者还是实施者,如果对转型的本质、起点、目的、过程、效果等问题缺乏文化形态层面的理性深思、理性讨论和理性设计,那么,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转型运动很有可能会无果而终。

    在现实层面上,由于高校遭遇着内外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大学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顶层设计面临的方向性选择与无休止的争论;依法治校的治理体系遭遇的官本位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无视和阻挠;办学机制遭遇的科层制管理惯习的扼杀;高校办学自主权面临的政府与高校固化关系的束缚;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遭遇的人事编制难题;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面临创新的严重不足;等等。就转型院校的核心动机而言,除了希望破除人才培养与社会脱轨的现实矛盾问题之外,不少转型院校对转型的目的,主要还在于希望通过转型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外在资源。的确,争取外在的办学资源,尤其是争取足够的办学经费并非有过。重要的是,仅仅为了争取资源,或者主要为了取得转型名义下的办学经费,再或者为了大学名称的更改而做出的转型决策,显然与大学理性相去甚远。

    本研究着力思考的是,在非理性的转型决策前提下,大学能够进行如意的理性转型么?笔者认为,大学转型,重在发展。何谓发展?规模扩大是发展,质量提高更是发展。质量提高的标准是什么? 教师水平提升是质量提高,学生素质提升也是质量提高。那么,学生素质提升,表现于何? 显然,毕业生就业率提高,是其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下,“就业率”并不能作为判定学生素质提高与否的唯一方面。而当下大学转型的理论依据,仅仅是为了提高大学与社会的契合度,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这样的理论依据,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缺乏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因为,它扼杀了不同大学所具有的不同教育理想和不同大学人才培养的不同价值取向;也扼杀了大学转型的真正目的和文化形态上的深层要义。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性破解,需要遵循大学自身特质与个性的前提,才会富有成效。笔者认为,任何大学,其发展不能离开自身特定的场域。任何大学,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均有自身独特的位置、资源和惯习。脱离了自身的位置,舍弃了自身原本的资源和精神品格,改变了不适宜于自身发展的行为惯习和文化形态,其所谓的转型发展,除了热闹的场面展示之外,很难再有深度的内涵发展。

    二、转型的自觉与自觉的转型

    所谓自觉,是指人们正确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有计划、有预见性的活动,它是主体作用有效发挥下的一种精神或行为状态。大学转型首先需要依赖自身的精神自觉,并从精神自觉到行为自觉,构建一种文化形态。其中精神自觉是转型理念层面的要素,是转型的内在动力,它解决的是大学转型的意识问题,即从意识层面回答大学为何转型,大学转型意欲何为;行为自觉是转型的外在表现,它解决的是大学转型的物质层面问题,回答的是如何转型,是转型的技术和操作层面的要素。可以说,精神自觉是大学转型发展之根,它源于大学理性精神的形成。具体而言,“大学借助理性的手段,运用理性的思维进行有激情的学术独创性活动,在完成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使命的过程中,理性表现出各种必备的素质就构成了大学理性精神”。事实的确如此,大学只有具备了精神自觉状态下的转型发展冲动和转型需求的内在动机,转型的动力才会由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有了内在动力的大学,才会产生自觉转型的效应。也只有在自觉转型的良好精神状态下,大学组织,才不会完全依赖外在的经济诱惑,甚至也不会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而是依靠自身的优势、特点、资本,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挖掘自身的资源,认知自我的惯习,达到发展自我的目的。行为自觉是大学转型之干,如果转型缺乏物质层面要素的支撑,缺乏转型的技术路线和发展路径,大学转型就不可能枝繁叶茂。转型的行为自觉,关键是制度自觉。所谓制度自觉,即对有效率的制度的主动选择和甄别行为。“制度的用途是抑制人类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们总是带有某些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制度要有效率,就应该简单、确切、抽象、开放和适度稳定”[2]。大学缺乏对制度的选择意识和选择能力,也就失去了转型的支撑能力。那么就很难给世人展示自身独具的枝繁叶茂的良好形象,也难以结出人才培养的累累硕果。

    然而,当下大学的转型,源于自身的动力似乎并不充足。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部分院校对社会经济“新常态” 发展需求下的人才需求危机仍然缺乏深层的反思和认识,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缺乏深入的制度分析、体系建构和技术理解;另一方面,还有部分院校内部对转型的目的、意义、技术等问题,缺乏统一的组织层面的认识和发展取向的哲学认同和文化认知。也就是说,转型的内部动力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型的核心动力主要源于外部力量的驱使和命令。而这种外部的力量,一是上级科层的压力,其中部分是号召性的压力、命令、驱力等,主要是传统的文化惯习作用下大学组织对权威者的盲目崇拜和盲目遵从。二是转型专项经费给大学带来的自我利益需求下的趋利冲动;可以说,政府设立的转型专项经费,几乎成为各院校趋之若鹜的动力之源。三是组织行为趋同性给大学带来的压力。众人皆知,我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异常现象之一就是大学的高度趋同:专业趋同、学科趋同、模式趋同。诸多大学遭遇的赶机会、搭便车等历史遗存的发展“经验”或者教训,让大学常常处于诚惶诚恐的焦虑之中,即每所大学都惟恐在“政策多动症”的制度环境中丧失发展的良机。这种恐惧于“政策多动症”的“患得患失”的情绪,凝聚成了大学转型的外部驱动力量。这些外部力量对大学转型并非都无益处,甚至有的力量对大学转型发展还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大学为取得更多的办学经费所做出的转型选择,哪所大学能够抓住转型的机会,就意味着哪所大学就能获取更多的办学经费,进而也意味着哪所大学具有了更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就大学发展的自身逻辑而言,外部的力量,归根结底需要依靠大学组织自身内在的文化动力、内在的文化张力和内在的适应力、需求力发挥作用。某种程度上说,蕴涵于大学自身的这种内在文化力量, 才是决定大学组织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是人才培养质量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提升的最终决定因素。

    何以如此? 左右大学发展的无形之手,始终作为一种强大的气场,环绕在大学周围。那么,这个无形之手究竟是什么,又究竟为何发挥着这样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个无形之手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遭遇的诸多挥之不去的“计划”阴影。而左右这只手的正是富有资源支配能力的行政操控行为。在大学转型中,令大学最为无奈的恐怕就是政府用“计划”的手段,对大学转型进行的某种强制性的行为干预。这种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大学办学经费分配制度的再设计、再安排,哪所大学转型,哪所大学就可以分得更多的办学经费。然而,转型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府似乎很难给予应有的顾及。众人皆知,大学生产的是特殊的产品———人才、学术思想以及技术。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大学生产什么样的人才,生产了怎样的思想和技术,本来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通过市场,并由政府或者社会购买的方式给予奖惩,然而这种机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显然还远远没有形成。政府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动用行政力量给予转型并不十分具有可预见性的经费投入。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会刺激一些大学走向非理性、非自觉的行为,让转型的自觉因制度的无效而丧失殆尽,让理性因盲目的利益追逐而自我消隐。

    当然,人们会问,行政的力量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政府又何以要用计划之手,始终左右并指挥大学的转型? 从大学的合并到转型,现实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基本逻辑也许是: 政府是大学发展的设计者、是大学命运的主宰者,大学是政府的大学,政府具有看管大学的天职;中国的大学是刚刚学步的幼儿,需要政府的呵护;大学是不成熟的组织,政府有把控的必要;等等。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如既得利益群体对于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把控的权力寻租需要等。如果上述理由的确如此,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政府依靠什么才能给予大学的发展以有效的看管、呵护、把控,政府给予大学转型以怎样的制度环境,才能达到转型应有的目的;大学转型仅仅依靠专项经费的支持或者说是刺激是否足够,这样的专项转型经费对于其他具有特色发展的高校的生存与发展是否合理。

    三、理性转型与自觉转型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大学转型是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和必须,“新常态”下的高校发展,需要依靠竞争力,依靠科技水平,依靠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场域必须形成“高教文化新形态”,使得不同的大学在“新常态”的环境下重新进行自我定位,通过新的定位,促使大学构建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很显然,大学转型是构建新的人才培养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转型不是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说,没有纳入“转型”的院校,同样面临人才培养新体系的构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学不是不需要转型,而是以怎样的文化心态和形态进行怎样的理性转型和自觉转型,包括如何理性和自觉理解转型的实质和要义,如何完整地理解高等教育系统“新常态”下的大学转型的技术要素和转型规则。

    大学的理性转型和自觉转型,客观上要求大学的转型行为应由市场决定。让大学自觉并理性地和社会接轨,和企业接轨。不仅人才培养如此,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让大学的研究机构自主地承担企业、事业单位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难题,让大学的人才培养能够按照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需要,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具有特色竞争力的模式设计。政府具有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和大学转型的责任担当,但是,政府不宜采用单纯的经济杠杆作为转型的刺激。因为,这种单独或者主要借助经济杠杆进行刺激转型的行为,不仅达不到大学转型的真正目的,而且还会带来大学转型的某些理念认识的混乱与组织行为的无序,让大学失去或者淡化转型的自觉和理性。也就是说,大学需要转型,但是当下的大学转型所需要的应是理性的转型与转型的自觉。就转型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关键环节来说,主要包括规划的理性和自觉、定位的理性和自觉、举措的理性和自觉、路径选择的理性与自觉、结构设计的理性与自觉等。

    首先是规划的理性和自觉。发展规划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由于大学发展规划的独特功能,以及发展规划需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决定了大学的转型发展规划需要系统的规划,亦即转型规划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无论是在设计之前,还是在设计和运行过程之中,必须遵循大学理性的原则。不仅如此,这种规划的理性还必须变为大学组织自身的一种自觉。也只有当大学的转型规划,处于理性和自觉的状态,所做出的规划才有可能符合大学组织自身的发展逻辑。然而,目前部分转型院校由于缺乏对转型规划的系统性研究,甚至在转型规划过程中还会时常遭遇外部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因而,大多高校的转型发展,缺乏自身的规划逻辑,更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规划中体现更多的要素往往是权力者的意志,或者富有功利性的对策举措,对高校自身发展规律的遵循,以及依据大学发展定位而做出的有效制度设计都远远不够。其次是定位的理性与自觉。大学转型,转什么、怎么转,转到何处等等,几乎是所有转型大学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也就是说,大学转型常常遭遇定位的困境、定位冲突,抑或定位情结,以致使得转型定位难以具有准确的坐标。正如伯恩鲍姆所说:“由于大多数高校都没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使命’,其成就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数量方法如‘利润’来评价。”如果大学的转型缺乏明确的定位,就必然会失去明确的发展目标,进而也就难以具有明确的价值评判依据。“高校为了获取外在环境的合法性支持,将一些重要的、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暂时搁置,容易出现不顾效率机制,仅仅注重一些‘形象工程’”,并导致了学校自身特色的迷失。而导致这种迷失的深层根源,正是大学转型中的理性不足和自觉的缺失。

    笔者认为,在结构性的文化形态下,转型的路径必然面临着理性的结构化选择,即大学某一方面的转型必然要求其他方面———包括课程、教材、师资以及科学研究、实践教学和实践基地建设等各个方面作出相应的理性回应。如在转型的文化形态下,大学的学术生产路径显然需要创新性的路径选择。如果说既往的学术生产,主要是为科研而科研、为职称而科研,那么转型之后的学术生产则必须回归到社会需求的实践场域中,回归到服务人才培养的教学场域中,即科研必须在实践场域中与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形成互动。由此决定了高校的研究机构必须与企业、事业单位相联系、相结合,与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相统一,并由此出发开展富有针对性的研究活动。而欲要如此,就必然要求教师的学术行为首先进行转型,要求对教师的教学发展和学术生产的评价首先进行转型,特别具有挑战的是,要求大学管理、服务和教育教学制度也必须因此而首先进行转型。

    总之,大学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文化形态问题。有效的转型依赖于大学结构性变革的理性与自觉。缺失结构化的综合性的转型思维模式,缺失对转型文化形态深层的理性认知,大学转型就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甚至南辕北辙的非理性、非自觉状态,大学的发展就难以具有理性的、自觉的转型行为。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2期,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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